【内容摘要】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各界对于“变局”之“变”，逐步有了一定的共识；在此共识下，各个领域大多沿着这个思路往下研究，谈得较多的是在认可某种“变局”的前提下该如何去做。但对于“变局”之“局”，尤其是在国际传播领域对于“变局”之“局”的认知还有待进一步界定和廓清，或者说至少在厘定某种边界、认识到“变局”之“局”的基础上再谈“破局”的路径，似乎就可以增加一些话题和战略针对性。本文不揣简陋，尝试对国际传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局”进行阐释，提出国际传播变局历史性的三大导向线索：利益、边界和秩序，当前的核心焦点是秩序推动、秩序导向的变局趋势。
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对于“变局”之“变”，应该已逐步达成共识；在此共识下，各个领域大多沿着这个思路往下研究，谈得较多的是在认可某种“变局”的前提下我们该如何去做。但对于“变局”之“局”，尤其是在国际传播领域对于“变局”之“局”的认知亟需廓清。
一、利益、边界和秩序作为国际传播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思想史变迁
当下构成传播主轴的基本要素都发生了剧烈变迁：从硬件来看，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实现数字化深度转型；社交媒体和新兴平台对传媒产业上游攻城略地，进而实现全流域重新布局。另一方面，技术和产业的变局改变了世界传媒秩序；全球传播“向东看、向南看”体现出传播资本和传播思想的迁移；信息传播技术（ICTs）将认知和文化的边界博弈演变成大国博弈的最“前线”，进而相对性地将物理疆界的争夺重要性下沉，演变成国际地缘政治的“底线”，全球传播政治生态正在并已经发生了巨幅变迁。
由此来看国际传播领域也正在发生深刻的理论格局转型。迄今为止，国际传播领域有三大研究和实践视角，一个是国别区域视角下的国际传播，其核心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利益”，所谓“利益攸关方”以及“负责任大国”的表述，是建构在特定国别和区域利益切割的假设前提下，利益分配的静态维护和动态平衡运动过程和结果。另一个是文化、认知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跨文化传播视野，其核心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边界”，是从单纯的国别/区域的物理地图向文化地图、从国家和地区的物理边界向文化边界的拓展。在这个时期，文化和经济力量向种族、族裔、群体、机构的文化认知发力，“政治”似乎不在场但其实是打全场的，只是退后成为“包工头”，做一些基金会或者NGO的金主。上述两个视野下，信息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进而跨越文化的边界进行大众传播的结果，是传统地缘政治和国别区域利益的长臂效应，巩固了既有的利益主体和主体利益，延伸了利益拓展的力臂，而且这两个阶段，也几乎是广播、电视、报纸、书刊等传统媒体时代传播的载体和结果，代表了一个时代，接近三百年，也建构了基于经济、军事和历史实力基础上的传播格局和世界传媒秩序。
“国际传播”是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际体系下的延伸；“跨文化传播”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基于美西方主导的全球新体系下的延伸。今天，世界需要新的传播思想。从传播视角来看，报纸、期刊、书籍等纸质媒体是国际传播的基础结构；20世纪初期广播诞生、20世纪40年代电视诞生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并行的范式。如今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支撑下，新兴社交媒体平台的勃兴以及5G甚至6G的超前布局，几乎彻底颠覆了“国际传播”的基础结构土壤，并在传播领域的博弈中最大限度地“压缩”传统媒体范式下的国际传播，“更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web1.0和2.0时代的范式，其全球可见的技术、产业和文化“破防”动能正在对国际传播格局进行全面“破局”，这个“局”的传统范式和新范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换防”？信息传播领域的“破局”将在地缘政治和全球传播领域开创什么样的“新局”？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做空传统媒体，并交替实现人的延伸（互联网）、物的延伸（物联网），另起炉灶，建构起全新的传播生态（包括新主体、新话语、新范式、新格局）。既有的“利益”主体和“边界”格局在信息传播新技术的涤荡下进入了一个“蝴蝶效应”和“鲶鱼效应”的同频共振、剧烈波动期——技术跨越、平台刷新、主体再造、受众迁移、思想重构、产业重组。这样的一个巨幅震动乍看上去似乎呈现出某种混乱的“布朗运动”，但仔细看，这些运动都有一个类同的指向——“秩序”，对于一个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的秩序的期待和实践，正在完美地同时也是悄悄地注释着当今的全球变“局”，尤其是国际传播格局。
事实上，上述三大导向（利益、边界、秩序）并不是互斥的，也不是线性替代，而是交替前行，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相对性主轴（主调）。对于这个变迁，有必要用一种历史实证主义的视角和文化物理细绎的方式，对百年未有之国际传播大变“局”做一个深描，从不同维度再现上述三大导向的思想史脉络，以期更好地理解当今全球传播生态蕴含的“秩序重构”，或者是全球传播新“局”的酝酿过程。
二、主体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的“局”与“变局”
“局”的含义中，有一个主体的视角，原指特定的机构、单位、范畴、事件或者组织。从国际传播主体视角来看变“局”，首当其冲的是“做局”主体的变迁；其次是做局“玩家”的器具，也就是“棋子”的变迁，这方面包含两个视角，一个是信息传播的基础结构，一个是基于这些基础结构之上的媒介；第三是传播对象国，也就是“他者”的变迁，以及他者化“他者”的历史过程。
第一，国际传播格局“做局者”的变迁。迄今为止，世界传播格局经历了至少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期之前，由英国和法国等早期殖民者最先发展全球性的信息传播技术和平台，服从、服务于殖民利益的拓展和争夺。第二次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充分运用新兴媒介平台进行大国博弈的热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建构了基于军事实力和国家疆界基础上的传播博弈格局。第三次浪潮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开始重组全球传播格局，历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三任总统，全面恢复对外宣传或者说国际传播机制和机构，注入大量资金，在全球重塑美国国家形象，引发来自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多国的反应。到2016年底，以中国CGTN的成立为标志，五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建立起了外宣机构。也就是说，在第三次全球传播浪潮中，1991年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当时国际传播格局的主宰者。然而十年后，2001年美国再次作为新兴国际传播格局的始作俑者，则需要面对来自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博弈，国际传播格局的主体（做局者）出现了新的特征。
第二，国际传播棋局“棋子”的变迁。第一次全球传播浪潮期间，殖民者用于在世界范围内信息传递的工具是：报纸、期刊、书籍、通讯社（电报和海底电缆）。1837年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乎先后发明了电报，1839年最早投入运营的电报线路出现在英国，1899年意大利人最先实现电报跨国传播。1899年的“法崤达（Fachoda）危机”中，法国探险队不得不借用英国军队的海底电缆向法国总统请示是否投降，就是在这样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下支撑了英国和法国与其殖民地政府、军队的联系，巩固了殖民统治。第二次全球传播浪潮期间，广播（20世纪20年代诞生）和电视（20世纪40年代诞生）成为当时的“新媒体”，也正是这两种全新的传播方式，引发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高度关注，积极将其运用于战争宣传和总统竞选，进而引发了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界的重视，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建构了基于广播和电视传播介质和平台基础上的“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和思想边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宣传和之后的冷战，报纸、广播、电视成为国际传播格局的三驾马车，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熟练使用，成功地建构起2001年第三次全球传播浪潮之前的压倒性的传播格局，即我们今天所定义的“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的由来。第三次浪潮的到来，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动荡和传播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作用。互联网的诞生和广泛应用，革命性地改变了信息存在和物理传输的生态，改变了信息呈现和文化传播的生态，改变了基于信息生产、储存、传递的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生态，改变了信息采集、信息选择、信息传播和信息记忆的链条和生态，这样的改变是革命性的。
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变革对于地缘政治的冲击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动摇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与国基于物理边界认定的地缘政治生态，信息传播技术支撑下信息无国界、跨边界的溢出效应，根本性地将物理疆界从原本冲突前沿变成了“底线”，而基于政治和利益目标的信息传播进一步地将文化认同的认知边界变成了冲突的“前线”。国族边界与文化边界不再重合，新的数字边界正在生成。从国内来看，信息消费的日常化和方便化带来个体的“媒介化生存”，为国际范围内信息跨越国族和文化边界的无障碍流通提供了“接口”，靠硬实力和军队守卫的物理疆界与靠“软实力”和信息传播坚守的文化边界需要在“管理/治理”层面战略性打通，成为当今最大的国际政治。“和平”的概念也被修订，由原来边界无战事，演变成国际和国内舆论战场的信息“维稳”，信息传播技术彻底冲垮了“内宣/外宣”的边界和话语， 让“内外有别、内内有别、外外有别”等思想面临几乎失去回旋余地的尴尬。由此，大国博弈由以往基于地缘历史、军事和经济实力为主导建构的格局，向信息传播尤其是全球传播领域的博弈和重新布局靠拢甚至倾斜，也就是朝向硬实力和软实力并行于国际传播的轨道靠拢，以期在信息传播领域构造新的“认知边界”，重构新的“文化秩序”的基础上保守各自的利益底线。从这个角度或可更好理解为什么2001年之后美国开始投入巨资进行全球传播格局的重组，为什么西方大国以及俄罗斯、中国开始全面介入全球传播舞台，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软实力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或可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三、规则视角下国际传播的“局”与“变局”
从上述“局”的主体视角下，我们看到国际传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博弈焦点开始突破单纯的利益争夺，更多精力投向主体的认知边界，这是“变局”之“局”的新含义。这个主体，有个体和机构双重含义，构成这个新“局”的，是规则。
比如“棋局”，势必是在特定的规则视角下对于棋子界定和路线的一整套安排。但也由此衍生出“成员—非成员”的二元状况或身份含义，比如“局外人”，即不属于一个组织、社团或没有得到允许参加其活动的人；不被某单位、范畴或组织承认或接纳者；与世隔绝或感到自己是被孤立的人；与某事无关的人等。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从学术话语来看，就有一个我、我们和他、他者的二元关系，进而衍生出“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等特定身份认同视角下的跨文化“认知主体”，也就是说，是存在于认知层面、想象出来的、特定视角下的人群，实际上还是现实中的那些人，但从意识层面上被“他者”化了，夹杂了历史和文化的滤镜与边界。
这些“局内/局外人”“文化他者”等术语的背后，使用了具象化的、物理意义上的“局”，但也衍生出了认知和文化层面的“局”，从棋局/牌局来说是“玩法”，从国际传播来看是国际传播格局“做局”的做法、规则。简单来说，在“均质文化”视角（有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接近的文化认同）下，你、我和我们的邻居，不过是另外一个你或者另外一个我。但在“异质文化”（不同的语言、历史、国家和价值观）视角下，一位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看待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时，这群人是被整体性地观看和判断的，群体是被“他者化”的，个体的特征重要性下降，而该个体所属群体的整体性文化特征（或可用“国家形象”）在形成对个体的判断过程中发挥重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问题是，这样的看待和“他者化”的过程如果视作完全意义上的个体本能是很难成立的，不管承认与否，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历史的基础上，外加国际传播的作用使然。
“他者”和“他者化”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和产物。美国人类学家瑞菲尔德（E.Eedfeild）说：“价值是一种或明确或隐含的观念。这种观念制约着人类在生存实践中的一切选择，一切愿望以及行为的方法和目标”，这就是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套已成为判断前提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在文化学中被称作“价值预设”。在很多场域，价值预设的作用超乎想象。比如早期的贩奴运动，美国人把黑人从非洲贩卖到北美，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价值预设，是很难想象一群人把另外一群人像货物一样“垒起来”进行远程“运输”的，据史料，黑人是被当作一种粗鲁单纯的动物，认为是上帝在人与牲畜之间所造出的一种“中间物”。这就为那些穿着西装、拄着文明棍的人创设了一个很好的行动规则，可以毫不手软同时也心安理得地用最美好的术语来行最野蛮的事实。当然，几百年殖民传播体制不仅界定了这样的“规则”，而且还成功地使很多黑人接受了白人给他们的这种形象，这是国际传播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更严峻的“传播秩序”问题了。
制造“他者”的过程需要文化传播的机制/规则。用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的话来说，传媒本身就是政治秩序的延伸，是经济秩序的副产品。三次全球传播浪潮奠定了不同时期的国际传播规则，基本的逻辑就是：信息传播基础结构推动传播思想变迁，进而改变传播管理机制和结构设置。第一次浪潮的玩家是英国和法国，棋子是报纸和海底电缆，政治和利益就是基本的规则，虽然有“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等协议机构，总体上还是属于国际传播的野蛮生长阶段。第二次浪潮的玩家是苏联和美国及其盟友，棋子是广播和电视，因为技术高级了，玩家也增多了，美国基于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变迁，开始设立信息国际流动的相关管理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1917年）、“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1934年）、“美国新闻署”（1953-1999）。第三次浪潮中，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改变了信息传递的玩法，修正了产业链条，甚至上攻到内容生产的生态和体制机制格局。国际传播玩家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之外，增加了中国，棋子也从报纸、广播、电视拓展到了互联网、物联网。美国在“911事件”以后紧急设立“全球传播办公室”（2003），一方面是为了“反恐”整合国际传播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信息传播基础结构转型的推动。奥巴马 2008年1月份宣布就任总统以后，4月份就成立了“战略传播机构间政策委员会”（2008），统筹全国的信息数字资源和政府、军事、管理资源于一个实体性的国家级机构。同时 ，英国政府根据《2003年通信法》成立了融合性的监管机构Of⁃com（“通讯管理局”，Th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将原电信管理局、无线电通信管理局、独立电视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局、播放标准委员会五个机构融合，全面负责英国电信、电视和无线电的监管，彻底打破了原来信息领域中存在的各种壁垒。并在2021年成立“数字管理部”（Digital Market Unit,2021），平衡大型数字市场科技公司与内容提供商和广告商的新兴关系，制定新的行为准则，促进数字行业的发展。因为数字传播的无国界性，数字传播本身的资源争夺和数字政策的调整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热点。从IpV4到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的转型本身就表征着大国在IP地址资源的博弈。中国2011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落实互联网信息传播方针政策和推动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中国的举措触动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利益格局，欧盟和美国在2016年开始出台反宣传法，带来国际传播格局之“局”的变迁，也就是规则和秩序的博弈。
可以说，上述的“浅描”过程折射出大国国际传播格局博弈的“深海”。没有对手的第一次全球传播浪潮，传媒秩序完全依附于政治和军事利益。有了强大对手甚至分化为不同阵营的第二次全球传播浪潮，传媒秩序跻身政治和军事秩序，传播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日益显现出国内舆论和全球治理的中心气质。无论是传播基础结构还是对手、传播生态都发生巨幅转型的第三次浪潮，国际传播已经从以前的“气质显现”，转变为“非接触战（凉战和冷战）”期间的最前沿和最核心地位，国际传播的规则由以前大国制定，转变为大国博弈，也推动着我们对国际传播规则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对自身国际传播能力的反思。
比如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曾经通过借船出海、借嘴说话，在对象国的报刊加页、夹报传播，进行了国际传播的探索。但今天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似乎始终是在国际传播格局外徘徊，是全球传播格局的“局外人”；从认知层面来看，我们的话语和传播方式不能入耳、入脑、入心，没有介入到对象国文化和知识生产生态，始终被当做文化他者看待，是认知和文化层面的“局外人”；从传播政治角度来看，“传播”自身的“政治”变迁体现在，传统媒体似乎逐步丧失话语权，但是社交媒体类似人群媒介，其可信度本身也是存疑的，其信息传递功能的主体功能似乎已经更多地让位于情感动员。虽然其表象是信息传递，但其落点更多是在情感和情绪，影响甚至改变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信息发出、传播后抵达受众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如果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能够很好地融合发展，系统地完成转型和升级，是可以很好地实现传统媒体政治传播信息功能的有效延伸的，但实践结果是，要么是传统媒体没有意识到新兴媒介的根本性功能转变而错失升级机会，要么是表述不当（无法对接新生代共情需要）、嫁接失误达不到预期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2021年开始大力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或许可以更清楚一些，也就是说，政府推动着以往的广播电视互联网嫁接社交新媒体和新平台，但是迟迟达不到效果，于是政府自己发挥资源聚合优势，通过渠道下沉聚集起海量用户，打造自主可控的互联网平台。
再从国际传播领域来看，特定弱势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媒体的信息传递影响力在弱化，导致信息传递屡屡被来自海外大国的社交媒体“截胡”，出现了国际传播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结果，反过来震动着既有的传播结构上的断裂。通俗讲就是，西方社交媒体通过亲近性吸引了本地受众，逐渐通过情感动员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推动其国际传播信用上升，进而导致国际信息的“交换价值”攀升（直接表现是宁愿冒险翻墙去看国外媒体信息）；而弱国“他者”传统媒体的传播信用（credit）相对下降，信息传递的交换价值不断贬值，随之带来整个传播领域的劳动价值序列的变迁，改变国内传播秩序的同时，也在博弈中重构国际传播秩序。从这个角度就比较好理解中国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了。这个价值链条的重新布“局”，表面看是社交媒体惹的祸，其实更主要的根源，是来自传媒体制，来自一个国家的信息传递基础结构的战略布局，来自“911”以后全球传播格局的重新布局，来自信息传播技术在全球普及带来的全球传播生态的巨幅变迁。
四、技术/产业视角下国际传播的“局”与“变局”
“局”的多维含义中，还有一种物理介质的含义，比如某些聚会（饭局、酒局、赌局），通过饭、牌、酒为媒介，架构、延续或者创新一种关系，或者破坏一些关系（骗局）。在这个视角下，“局”的本义是介质，衍生含义是关系。也就是说，技术性的介质特性会对主体关系模式和社会关系生态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
传播介质的升级换代推动着传播思想认知的变迁。信息从一个端点到另外一个端点进行有效传递的研究，在两个领域展开，基于对于不同介质的理解，建构了不同的社会观念和理论范式。在信息科学领域，做的是“电讯传播”（tele-communication）研究，研究的是从一个物理端点到另外一个物理端点进行信息传送的规律和科学，介质是物理设备；在传播学领域 ，做的是“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研究，研究的是从一个有机体（个体或人的组合）向另外一个有机体（个体或人的组合）进行信息传送的规律和科学，介质除了物理设备外，增加了一个有机体——人。两个领域的基本考核指标都是“降噪”，差异分野于各自对“噪音”的界定。电讯传播研究的是介质的物理性特征，如何通过技术研发不断降低信息在不同介质之间传递时的损耗，改进传播质量，比如通话音质改善、网络连接的连续性等。而传播学研究的是在掌握不同介质特性的基础上，如何消除信息在人际和人群之间传递时的不确定性、消除误会，实现信息的对称性传播；同时还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群对于物理介质的使用规则和习惯，这就是“比较大众传播学”和“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范畴。
回顾近200年以来信息传播基础技术的历史，基于传播技术的变迁带来国际话语权格局变迁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一直到2000年，中国在原创技术和平台方面几乎是空白。藉由IPv4向V6的转型、5G、大数据、云计算，中国刚刚从社交媒体的创新和新兴传播技术的升级中突出重围。后疫情时代，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为契机，推动了信息传播技术在更广泛民众中的普及，无论是互联网总体用户还是通过手机上网用户数都达到了世界前列。这些信息技术和传播平台的变迁，推动信息传播领域格局的调整，对于世界传媒秩序的更新升级提供了可能性思路。事实上，也正是在技术所构建的新格局基础上，才有“四全媒体”的概念出台——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才有传播通道创新可能——“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才有内容生态的完善——“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才有机制建设的推进——“党报党刊要加强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发展网站、微博、微信、电子阅报栏、手机报、网络电视等各类新媒体……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
传播的价值和作用在新兴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生态视角下亟需重新审视。同一个消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平台进行传递的时候，传输介质对于传输内容具有反向设置和规约，对于预期传播效果的折扣和放大，对于受众主体影响的主动和被动都需要纳入考察视野；同时，传播主体和客体的文化储备以及历史记忆则对于传播物理行为之外的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秩序的正向反馈或者倒摄抑制，所谓“文化物理”，也需要考察。
由此来看，介质的基本作用之一，是通过信息的传递弥合人际和群际的物理空间、认知空间和文化空间，不断拉近甚至重构关系。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接通以后，从电话另外一端传来什么东西的重要性远不如电话将两端的人和机构连接起来的重要性大。20世纪20年代，广播实现了信息无远弗届的传递，马克思说，“用时间杀死了空间”，对此般理想状态的理解就是广播信号的全覆盖推动“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的假设不断变成现实。20世纪40年代，电视将声音介质与图像结合起来，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由马克思所说的“谋杀”演变而成“共生”，因为当声音和发出声音的主体在介质上并置在一起的效果，堪比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转型，然后再进一步通过“直播”的方式将此地与彼地人群无缝衔接，“地球村”里我者与他者的边界进一步被弥合、国别和区域的全球“化”进程可谓突飞猛进。如果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诞生并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尤其是高速无线互联网、5G、6G 实现带宽和网速的提升，信息实现了即时、高速、无线传递，传播过程似乎就不再需要通过“特效药”（价值观预设、基础结构密集布局、信息内容政治性技术性艺术性耦合建构）进入他者的身体，信息介质已经演变成“心脏瓣膜”，全天候24小时全方位“围护”和浸泡。2000年以来，物联网技术将无机物有机化，纳入传播领域，与AI、AR、VR相配合，缔造了一个信息传播“新帝国”，个体在这个帝国中变成了一个“节点（node）”，主体性被最大限度地稀释和平均化，以至于现实版的新华社记者邱浩看着人工智能合成的播音员“邱浩”肉体分离，精神异化，小范围内作为玩具可博一笑，但如果这个虚拟的“邱浩”被不当利用，或者在未来不断进化，其对于既往结构性关系和关系性结构的冲击效果则难以预料。
新介质的诞生延伸到传媒产业，上中下游的生态已经更新，而且其影响已经溢出传媒进入了经济产业链条。社交媒体诞生之前，广播、电视和报纸的记者基于交通基础结构和信息介质的特性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成为新闻的第一落点，决定了靠内容和版面（波段、频道）的二次出售（内容出售给受众，版面出售给广告商）、上游吸金的传媒产业结构。但社交媒体诞生以后，每个在现场的人可以第一时间将信息发布出来，社交平台上攻到信息上游成为信息的第一落点，随之也将资源从传统媒体抢走大部。再加上历史性因素形成的文化和认知上的落差，在国内社交平台和全球性社交媒介平台的博弈推动下，新的全球传播生态已经形成。21世纪的头20年，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 ，信息传播新技术（ICTs）日新月异。从1G、2G时代与科技的耦合状态，到3G时代与消费链条相结合，到了5G时代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深入到了生产领域，将加速数字世界、智慧社会建设，加速全球新型工业化进程，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疫情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从中国传播实践来看，“十三五”期间，中国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宽带和流量的资费降低幅度达到95%，公众上网流量消费提高了近40倍，农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达到98%以上，大幅度缩减了城乡数字鸿沟，为全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总之，5G作为新的重要的商用平台建设，不仅通过基础建设拉动上下游上万亿的市场，还将衍生出更大的全球新市场，推动创新。
简言之，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发展已经实质性地改变了信息产业的上下游结构，同时也通过构造媒介化生存和传播中心化社会，转变了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生态。21世纪信息传播新技术将大众传播手段进一步延伸，验证了20世纪的很多假设。如物理学上的“蝴蝶效应”假设，如今藉由大数据，从理论上似乎真的可以“找”到南太平洋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和北太平洋飓风之间的传播痕迹回溯。如此，国际传播的实践就需要认真思考并重构传播基础结构中新的基本要素的关系，将国际问题看待和处置的视角下沉。在谈论“变局”的时候，粗线条、概要地描绘这些变化是一方面，深入地描绘是哪些要素、通过什么方式重新规划社会和发展乃至认知的布局，甚至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将这个过程进行科学回溯（复盘）则演变成重要的思想维度。同时，除了掌握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硬件）使用技术之外，还需要深化基于这些硬件的工具理性的认识和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软件）的学习，并超越硬件和软件，将这些放到全球语境（全局）之下，进行全面、历史性审视。如此，传播介入国内和全球治理的图景就愈发清晰，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传播的重要性，进而对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有更好的认识。
五、话语视角下国际传播的“局”与“变局”
“局”的含义中有一个话语视角的理解。“局”可指“器量”（tolerance），相关组词包括：局度(器度，雅量)；局干(度量与才干)；局分(器局，才分)；局正(有气度，正气凛然)，衍生含义是气量。
基于特定介质的特性对传播过程、传播效果的研究是传播学的本义，从理论上说似乎可以扎根传播介质特性生产“传播”的一般规律。但事实上，在“传播”前面添加任何一个修饰语，都可能颠覆传播一般规律总结而衍生出新领域，比如“国际传播”，其基本含义就是信息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从一个国家/地区的主体向另外一个国家/地区的主体进行投送的行为和过程。以电视为例，在中国，当下看电视的人群从生理视角来看，倾向于老年人群，更多的人是在小屏和互联网环境下很快适应了信息传输和接受的移动性、即时性、快速性特征；而在美国，根据统计，电视还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不仅限于老年人；至于更广大的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有线电视网的铺设进程没有成熟，以及互联网还限于3G或者4G的地区，电视在信息获取和传播方面的重要性是递增的。由此来看，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通过电视传播，覆盖的人群年龄、教育程度以及覆盖范围都有巨大的差异，最终反映在传播效果上的巨大差异，这些还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差异。
如果再将语言差异、种族差异、历史差异、价值观差异等变量计算进来，那么同一条消息要想按照传播主体最初设定的目标进行有效传播，不仅需要充分考虑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基本物理要素，还要考虑语言、种族、历史、利益主体、党派价值观等文化性变量要素。此外，还需要纳入地缘、空间等要素。此时，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介质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物理性“传播规律”的能量似乎被急剧压缩，甚至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文化性要素在传播舞台上与技术媒介“耦合、复合、媾和”，再辅之以地缘政治和资本力量，信息的传播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狼奔豕突”式的布朗运动状态。话语，这个超越言语（speech）、语言（language）之上，又反过来决定言语的修辞和语言的生成机制的“文化语法”，呈现出一种“高能”状态，似乎将传播技术和传播规律“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就是说，能够把这些多维度又犬牙差互的要素高效整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话语”才能实现“四全媒体”规划以及“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的目标。
话语的视角，几乎等同于传播和国际传播战略的视角，可以俯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传播的思想变迁。从20世纪50年代的战争/控制导向下的革命输出，到90年代对话/交流视野下的向世界说明中国，到2000年以后是平衡/责任视野下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再到2017年以后讲好世界故事的视野增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就是说，在既往的全球性故事讲述和视角（话语）博弈的大背景下，在中美贸易冲突和疫情防控国际传播的实践推动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越发意识到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公共性的价值，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秩序方面的价值，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视角正在朝向“和平/合作”的话语框架。
那么从“局”的角度上，中国国际传播的思想性顶层设计就愈发清晰起来。从经济发展和地域政治视角来看，近两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挨打”（1840-1949）、“挨饿”（1949-1978）、“挨骂”（1991-2019）三个阶段；对应的国际传播状态是“失声”（1872年《申报》创办之前没有国人的报纸）、“失语”（1949-2008，意识到发声的重要，但无论是从思想、理论还是话语上，都是历史和大国做好的“局”）、“发声”（2009年以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说明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从这个脉络和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从2017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中国一直是以“对话”取代“对骂”，“破局”强于“做局”，“入局”意愿远远大于“做局”的能力。
通过上述脉络看清楚国际传播的话语格局后，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理解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强起来的内涵之一，就包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就既解释了自2009年以来不断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语言走出去、媒体走出去等战略的目标，也为下一步国际传播的战略制定了一个更高的方向——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占领下一阶段国际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在当前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和中国面临的国际大传播形势下，我们看到大众传媒(media)和新兴媒介(medium)已经历史性地被赋予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宏伟画卷的“织女”角色：从国内传播来看，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汇聚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有效“织锦”，编织进入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有机传承、和谐发展；从国际传播来看，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实践有效“织锦”，编织进入世界文化地图而收获彼此尊重、和平共处。
